[编者按]莫里斯赫伯特多布(1900-1976)毕业于剑桥大学、多芬大学和莱斯特大学，是剑桥大学的高级讲师。在1925年访问苏联期间，他对苏联经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就此写了一本书。他30年参加了英国工人运动，为反法西斯和反战做出了巨大努力。在此期间，他发表了《人为》 (1928)、《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 (1937)等著作，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理论、经济危机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为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方的传播和成长做出了重要的孝道。
在辩论中，他坚持社会主义经济核算是可能的、现实的，挡住了米塞斯、哈耶克等人的观点，挡住了兰格等人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观点。但他在1956年遇见波兰时看到的“波兹南事件”，对他的“传统”理论产生了很大影响。
[1]这个观点不正确的事实：马克思在早很多年出版的《资本论》年第一卷《哲学的贫困》中指出，人为的差异可能对不同的行业产生不同的影响，会促使某些行业的商品价格上涨，而其他行业的商品价格下跌。
这是因为“不同的行业，体力劳动和固体资本的关系是不同的”。见本书第63页。-参见PDF对应的页码。
通过注释输入。
【1】指土地、资本等。——翻译
[4]物理学中关于射弹的射弹学科的路径首先被假定为保持在真空中。
由这个假设作出的计算是第一近似法。在未来的计算中，我们需要预测现实世界中更大的情况，如大气压、风阻和众多的“摩擦系数”。这就是二次近似法，三次近似法等等。本书作者将《资本论》第1卷的分析方法与一次近似法(资本最一般、最抽象的分析)进行比较，将第3卷与二次近似法进行比较。
——翻译
[1] Benedetto Cross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经济学》，第138页。
由劳特利奇凯根保罗出版社翻译，英国，1953年版
现在有一种趋势，早期的经济学家不仅不成熟，而且走上了错误的研究道路。甚至效用的观点被吹嘘为对古典学派提出的问题的更恰当的回答，更多的例子可以总结和综合。现在被认为是不可能或者无用的工具，扔到一边。
现在越来越流行像卡萨尔说的价值理论没有必要，所有必要的命题都可以用履历价格理论来解释。他们告诉我们，把交往关系看作人类行为[1]所体现的某种偏好函数的理论，是真正的经济科学应该有的或者必须有的全部理论，只有这样一种正确解释价值的理论，才是唯一能够存在的价值理论。米塞斯说，经济学的研究和实际成本的研究一样不合适。
在经济学的研究中，唯一必要的价值理论就是那种在所有可能的情况下，能够总结并全面解释稀有资产[2]与某一目的关系的方程组[3]。GMyrdal教授最近声称，经济学家以前对价值理论的讨论代表了对伦理和政治问题的偏见，无论是实际成本观点还是效用观点。而且，正是因为抛弃了这种错误的讨论，现代经济学才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4]。
一位美国作家特别向社会主义者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他说马克思没有认识到价值理论的条件，并说现代经济理论比李嘉图和马克思的价值论更客观，归纳的全面性更广，是一种更适合社会主义经济的经济理论。
从现实世界中截取一个片段，用上面的方式进行分析，就是把这个片段声明为一个“孤独的系统”，也就是说它只通过某些可以明确定义的环节与世界上的其他事件联系在一起。所以，如果我们知道这些环节中某一时刻发生了什么，就可以推算出除了这个“孤独系统”之外，其他部门会发生什么。
正如怀特海教授所说，“这个只需要通过一个一致的、系统的关系结构与其他部门连接起来的系统，是有其真实性的。因此，一个孤独系统的观点并不意味着它与其他事物无关，而是它不受宇宙其他部分偶尔出现的个体的影响”[1]。
可能有人会说这还是一个正规的解决方案。任何理论总是可以在丰富抽象的层面上以形式自圆其说；但这并不是说它有实用价值。
劳动只能被认为是财富生产的各种要素之一。为什么要说劳动的成本价值理论比其他人提出的其他成本理论更好，比如以资本或土地为决定量的原理？
？单单着眼于劳动这个要素无疑地是一种任意的武断。这不就是在最初的假定中先暗含一个结果而没有提供任何独立的理由可以使人相信这种结果是确实的吗？简直归根到底这是一个实际的而不是一个形式的问题。一种经济原理的正确性必须看它将问题的某些方面加以抽象化的时候究竟目的是否集中注意在一些特征上而这些特征事实上就是这个原理所要适用的现实世界那一部门的最重要的和基本的特征。
[1] 参阅本章以后各段以及本书第13页和第116-117页。──参看PDF对应页数。录入者注。
[3] “社会主义”（英释名为Socialism德文版原名为Die Geimeinwirtschaft）第111页以后。
[2] 《资本与利息》1890年版第220、231页。
想通过短短八篇论文这样单薄的前言来讨论整个经济学领域就这个企图来看已经足够证明我所接触到的一定是很肤浅而又散漫的工具。
要是这几篇论文的用意是这样的话那么我认为对于这个指责也就无可争辩了。可是这里叙述的规模虽然广泛那也不外是计划就这个领域的某些方面加以探讨而已因此势必忽略了在许多人看来也许是更值得研究的宽大一面。然而题材的选择也并非漫无尺度的。
它是凭据这样的看法——认为政治经济学以及围绕着它的一些争论必须能解答某些主要属于实际方面的问题——有关我们明白为资本主义的那种经济制度的性质与作用的问题并认为这一类的问题无论对于充实相识经济思想的生长以及经济思想与实践之间的关系都极为重要。在一种理论的生长历程中厥后往往会逐渐把原来的问题掩盖已往和遗忘了因而其主要意义便丧失或者看不出来了。我认为经济思想如果它具有现实的价值就必须挣脱现在正在损害它的基本的种种看法也正是这一信念才使这几篇论文具有可以称作一致性的工具而且说明为什么在这些论文之中有这样大的篇幅偏重在注释和品评方面。
序言第一章 价值论的条件第二章 古典政治经济学第三章 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第四章 经济危机第五章 现在经济学的趋势第六章 关于摩擦和预期：经济学说上的某些最近的趋势第七章 帝国主义第八章 社会主义经济的经济纪律问题
[2] 《资本与利息》1890年版第220、231页。
[1] 弗里胥（R·Frisch）教授指出当经济理论是用动态形式而不是用静态形式表现同时它所叙述的不仅是一种平衡而是一种运动的时候某些“影响系数”就会具有“一定的时间函数”的性质（《经济研究评论》第3卷第2期第100页）。
[1] 庇古：《福利经济学》英文版第9页。
[2] 指劳动力的价值。
——译者
可是《资本论》出书后还没有许多年就泛起了一个和它对垒的价值学说而且没遇到什么阻力就征服了这个领域。这就是效用学说；它似乎是同时在几小我私家的思想上萌芽的；英国的耶丹斯（jcvons）以及奥地利学派的门格尔（Menger）、维赛尔（Wie-ser）和庞·巴维克都作过同样的论述这个新的学说不光具有新奇的感受而且也具有巧妙和细致的吸引力（虽然和大多数的思想一样以前也并不是没人提过）；可是这种发现一部门是使用了微分学的观点着重在数量的增量和增长率方面。
似乎可以看到无论如何庞·巴维克是重视古典学说所寻求解决的问题的。虽然他吝啬得连马克思首先明确提出这个问题的劳绩都不愿提可是所有的现象都讲明他所以提出这个学说正是为了直接对马克思所提出的问题准备一个取代的谜底。
至少这是值得注意的一件事实：在《资本论》第一卷揭晓以后的十年内这个和它对垒的效用学说不仅已经由若干作者独立地加以阐明而且这个新学说的风行一时也是其它同样的新奇思想所望尘莫及的。如果不是因为它的否认作用马克思对十九世纪经济学说的影响可能比一般所认可的更深刻得多。
1940年5月
[2] 指土地、资本等。——译者
显然要决议这样一件事情纵然要相识这内里所包罗的意义也需要回复一个问题：究竟一种适当的价值理论必须具备什么条件？也许在回复这个问题之前还需要回复另一个问题：一种价值理论对于组成政治经济学的那些命题的结构到底有什么关系？
可是另有个实际的理由比这个更具有决议性的意义。
认为劳动组成唯一无二的成本这固然只是一个假定。可是这个假定是由有关经济问题本质的一种特殊看法发生的。照这种意义来看它并不是一个武断的界说而是叙述实际事物的主要形势的一种实验；而且必须看它是否能作到这一点才可以作最后的判断。
任何价值理论必须对它所决议称为“经济的”领域的一般形势和性质组成一个暗含的界说。照这个理论所讲明的和人们传统所相识的意义经济问题的关键乃是人类在差别历史阶段和差别生产方式下为了争取生存而对自然所展开的斗争。正如配第（Petty）所说的自然是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其父。
人类的运动与自然历程之间的对立就是这种关系的基础人类运动天生就具有变更和增殖的首创者和生育者的那种基础意义。如果当我们说到经济问题的时候我们指的不是它的外貌性质而是它的实际内容同时目的是要讲明某种要素这种要素是这种经济斗争在差别的历史阶段所接纳的种种方式所配合具有的那就很难看出能提出什么样的说明而不包罗这种劳动和自然之间的经常变更的关系而且不以这两个因素的基础对立作为一个决议性的要素。再者如果我们要想用某种数量来表现这种关系——人对自然的控制——我们也很难发现除了发生某种效果（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之下）所必须的人力消耗以外还能有什么其它简朴的观点可以应用。在政治经济学上最早的几种区别之一是“财富”和“价值”的区别；这个对比的关键是：虽然自然和人类运动都能发生财富或财货但价值因为是一种社会关系就应该是人类运动的属性而不是自然的属性。
换句话说和财富来对比价值的本质就是成本而成本的本质就是与自然相对立的劳动。把劳动客观地看作人的精神的产物就是李嘉图所谓“生产上的难题或便利”的尺度和要素。这种劳动和自然的对立作为与价值和财富的对立相并行的一种观点显然是一个基础的观点而另一种意见认为人是使用工具的动物而且能制造器具来增强对自然力的控制（从而发生从事缔造器具的劳动和从事使用器具的劳动之问的区别）对于上面的观点来说只是次要的。所有这些都是最基础的观点。
同时对于任何一种价值观点来说如果忽略了这些简朴观点就只能具有很是有限的气力来支持有关现实世界的主要演进历程的断语这似乎是很基础的问题。
[1] 参阅《经济研究评论》1934年6月号所载兰格（Lange）的一篇文章；同一杂志1934年10月号对这篇文章的回复；阿姆斯特朗在《经济学杂志》1939年9月号上揭晓的文章。
Political Economy and Capitalism: Some essays in economic tradition
克罗斯（Benedetto Croce）曾经说过“从经济学体系中删掉价值就好比从逻辑学上删掉观点从伦理学上删掉义务从美学上删掉体现一样。”[1] 可是这个相比还不能使人信服除非把经济学的研究目的加以更准确的划定。
有一些关于经济问题的说明显然不需要先假订价值原理似乎也可以提出更不需要具备价值理论的“充实条件”。再说关于价钱行为的一些说明的提出似乎也很可能不需要预先思量到在形式上是否完备。
如果这些说明的全部前后一致且真实它自己岂非就不能组成我们的价值理论幺？如果认为价值理论并不止于此岂非它指的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工具一种与经济学家当前所举行的实际的探讨无关的工具吗？为什么单计算形式的完备而不注意与事实相切合的那类履历的说明呢？
[3] 一位作家最近在叙述培利而加以赞扬的时候曾经提到有的“不合理的议论是凭据交流价值性质的质量上的或一元论的观点的”而且认为遗憾的是优值理论“没有受到下面那种主张的影响：一种商品的客观交流价值是存在于它能与之交流的其它商品内里（而不在某些差别的、内在的质量内里）”（卡尔·鲍特〔KarlBode〕在《经济学杂志》1935年8月号上揭晓的文章）。这篇评论在评述培利的时候似乎忽略了主要论点。划定交流价值的界说是“某种物品所能交流的其它商品”这可能是完全正确的而且李嘉图和马克思就是这样划定它的界说的。
但不能因此就以为能完全用这句话来说明一种确定的价值理论。
当人们提到理论形式的完备的时候在这种场所之下人们指的是如果这种理论能包罗某种普遍性的推论它必须合乎哪些条件。人们指的是问题的说明与能够建设在这种问题的说明上的推测之间的关系。这是关系人们的一套说明所具有的知识水平的问题——人们的知识能够到达怎样水平的问题。
凭据一般所熟悉的事实在任何一门科学知识的历史上问题的研究都是在比力模糊而界线不清的领域内从对事物的形貌和分类开始的。凭据这种分类才气够在下一阶段加以分析归纳出某种水平的一般性原则来。可是这种一般性原则也许在很长的时期内只能适用于一定类型的情况或局部的问题并不能包罗对更为一般的类型的预测而这种预测却是与这个体系内的主要事件息息相关的并能使人确定整个体系全貌的。
要到达后一目的就需要不仅作到一定的综合水平的而且做到一定的细致水平的归纳综合。那就需要一定水平的抽象化。
例如化学中的化学元素的原子量的观点和物理学中的牛顿引力定律似乎可以代表这种知识生长门路上的里程碑。在政治经济学方面似乎可以正确地这样说在《国富论》未出书以前经济问题的研究还没有超出它的叙述和分类阶段：开端的归纳综合与个体问题的研究阶段。到了亚当·斯密的著作问世以后又经由李嘉图的更严格的系统化政治经济学才建设了统一的、用数量分析问题的原理因而能够凭据经济体系的一般平衡做出一些假定——也就是对有关这个体系的主要因素之间的普遍关系做出因果决议论的说明。在政治经济学里而这种统一的原理或者说用数量形式来表现的一般说明的体系其中就包罗有价值理论。
（1937）
所谓方程式组就是确定支配或联系这个组内所有各个变数之间的一定关系的。这些关系就是组成这个理论的一般性说明。要解这个方程式组——在已经掌握关于这种情况的充实数据的时候“决议”各个“未知数”或者确定它们的个体数值——那么形式上的条件就是这个组中的某些数量必须具有“自变量”[原文为自变数后文同。——录入者注]的性质。
固然从整个来看这个组不光由方程式所确定的种种关系来决议而且也由这些“自变量”来决议。可是重要之处在于只有“自变量”才是对整个组提供数值的关键。自变量就是一些数据如果在某种情况之下掌握了这些数据就可以（凭据方程式）盘算出所有其余的情况。
照“自变量”的寄义并不是说它是一定稳定或不能改变的[1] 而只是说在任何特殊情况之下它都是不依赖这个组中的任何其它变数而单独得出的一种数量。它必须是不依赖其它因素而假定出来的工具。它好像是从这套方程式所代表的事物体系以外插进来的一种数量；而且重要之处在于总的情况就是凭据这个外来的因素来决议的。当我们知道了这个自变量以后就可以完全预计出这个情况的“形势”和“职位”因为各未知数量后都是凭据它们与这个自变量的关系来表现的而自变量并不表现为它们之中的任何一个的函数。
所以就这些事物的特殊场所来说作为独立给定的或代表常数的数量是有决议性的而不是被决议的。举例来说在牛顿的物理学中占重要职位的“引力常数”把物体的加速度（部门地）表现为质量的函数；而且只要把质量看成不受速度影响的工具这个常数就是有效的。
可是如果（照最近的观点所提示的那样）一个物体的质量又依它的速度而变更那么到那种水平这个常数就不足以作为盘算速度变更的基础了。
李嘉图可能只是模糊地意识到价值学说的条件。至少没有工具可以证明他的学说是凭据任何进步的方法论的。
可是似乎很显着他的健全的分析思想的本能基本上是正确的。可是没有疑问马克思对于方法论的问题比他同时代的人和大多数后起的人是更充实敏感的。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是从一般历史哲学的看法来举行的这种看法可以说就是把历史学派所注重的叙述和分类的方法同抽象的政治经济学所注重的分析和数量的方法二者联合起来。
本质上他甚至比李嘉图更体贴社会主要阶级收入的运动把这种运行动为相识他的分析最初所要揭破的资本主义社会运动纪律的钥匙。对于这种研究他认为他的价值原理是十分适当而且须要的。他和恩格斯都很明晰他所应用的抽象方法的条件与限制。
这可以在下面几段文字里获得启示在这些文字内里关于抽象方法在思想和实践中的作用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配合理论。”对我们所处世界体系简直切思想反映的形成这对于我们以及对于所有时代都是一件不行能的事。……这样人们可以看到自己是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要毫无遗漏地在其所有联系中去认识世界体系；另一方面人们以及世界体系的天性永不允许人们完全解决这一任务。
……世界体系在思想上的每一反映总是在客观上被历史条件所限制在主观上被其作者的肉体的和精神的状态所限制。……纯数学是以现实世界的空间的形式和数量的关系——这是很是现实的资料——为工具的。这些资料体现于很是抽象的形式之中这一事实只能外貌地掩盖它的来自现实世界的泉源。
可是为要能够在其纯粹状态中去研究这些形式和关系那么就必须完全使它们脱离其内容把内容放置一边作为不相干的工具。”[1] 恩格斯在给史密特（ConradSchmidt）的一封信上曾经特别讨论到马克思的价值学说他写道：“某一种工具的观点与它的现实似乎是两条并行的渐近线一样虽然相互经常趋于靠近可是永远不能相合。这两者的差异就是使观点不能直接连忙成为现实并使现实不能连忙成为它自己的观点的那种差异。
如果我们不把所有思想的效果都宣称为想象那么它（指观点）除了单纯的想象以外还含有某些工具在内里。”[2]
可是这种探讨之所以酿成没有意义是由于问题说明的形式而不是因为它与现实世界的某些实在的工具没有关系。实在说成本和剩余的观点不只是抽象的领域某种思想方式的产物而是当政治经济学还在它的纯粹叙述阶段的时候就已经包罗在我们经济研究中所遇到的、最早而且也是最基本的观点内里了。
只要成本和总产物都可以用同样的工具来代表纵然不用价值学说这种观点也是容易表现出来的。在一个农场上每年有一定数量的谷类是用作人和动物的食粮的另有一定数量的种籽播种在地下。到了季节完了的时候谷类的收获凌驾生产上已经用去的谷类的数：这个差额体现为剩余生产物或纯生产物这就是重农学派把它看作是社会的鲜血和一个特定社会所能到达的文明水平的决议因素的那样重要的工具。
可是如果是用在织机上的羊毛和供应纺织工人的面粉以及效果所得的布匹的话最初和最后的数量的差额就只能用价值来表现。这就连忙引起一个问题：为什么有这样一种价值差额的存在而且如果它继续存在它的原因又何在？为什么竞争没有能提高各组成元素的最初价值使它们即是最后的价值或降低最后的价值使之即是最初的价值呢[1] ？这种剩余价值的发生和处置惩罚的问题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内里是一其中心的问题因为简直对于任何分配学说来说都一定是这样。
劳动价值原理的重要性就在于它对生产历程所作的最初的价值孝敬[2] 赋予这样一种数量的意义使这种价值和产物的最后价值有所差别。作为一种成本原理它用一些精神的消耗来预计一种生产的孝敬；这种消耗了的精神是必须用人的运动来增补的[3]。如果增补消耗所必须的劳动或运动少于包罗在总产物中所体现的劳动就会泛起剩余；那么这个关键问题就是：这个剩余是否根据生产到场者在生产上所作孝敬的比例（按每个到场者在所耗成本中的份额的比例）举行分配还是某些阶级虽然很少或没有对生产做出孝敬却能攫取这种剩余；如果是这样究竟是如何攫取的又是什么原因？这并不是在严格的科学界说规模以外的伦理的探讨。
可是这种探讨已经被现代经济学全部抹销掉。以后各章的论证的一部门就是要说明抹销这种探讨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重要原因的：这就是主观经济学由于局限于需求和交流规模以内除了假定某些须要的和稀少的生产要素的存在以外对于生产运动的研究并没有做出什么假定。
[2] 参阅以后各段及第75页附注。
──参看PDF对应页数。录入者注。
我们固然是可能抽象地缔造出任何数目的“伶仃的体系”的。只要根据形式上的划定编造几个决议整体所必须的自变量也就是说只要假定某些工具是独立的不管它们事实上是否如此就可以列出关于事物的若干方程式组使它们前后一致而且可以算出来。
照这种方法可以设计出相当多的价值理论来它们除了形式上细致与否的问题以外没有其它区别可言。这种作法很利便实际上再没有比这种措施更利便的了。
另一方面在现实世界中事实上并没有完全“伶仃的体系”。所以一种价值纪律虽然不仅要受形式的评定还要受现实的评定但我们只能希望它到达一种对现实的近似值能包罗某一类型而不是一切类型的预测同时能到达与我们所要处置惩罚的庞大现象相切合的最高度的归纳综合性。
最后的尺度必须是关于实践的要求：我们所必须解答的那一类型的实际问题也就是当前正在举行的研究目的。
我们研究的问题所需要的归纳综合性的水平越小寻求适合于这种情况的原则也往往越容易。当前研究的问题越特殊越不普遍我们可以把周围的条件看成自变量的数目也越多。
因此只要我们对周围的条件有足够的相识那么如何决议效果的问题就酿成相对地简朴了（在极端特殊的问题上一般来说人们实际上所相识的有关条件实在太少以致无法预测其效果所以虽然由于外貌的简朴化可以做到利便但由于知识不充实反而不能获得效果）。例如说倘使有人要想决议某一天某一市场中鱼的出售价钱他只要知道就地鱼的供应量家庭主妇那一时刻的欲望以及她们其时需要花费的现金数量就可以得出效果。所有这些工具可以有理由看作相互互不影响而且也不受鱼价影响。
再者（举一个比力恒久的例子）如果人们是研究与其它商品隔脱离的某一商品那就可以把人为、利润和地租的水平看成独立的因素作为这个问题的已知数据的一部门；那就只要要用一种简朴的“生产成本”的说明（假定在“酬劳稳定”〔constantreturns〕的条件之下）就足以决议它的效果。可是当人们是在讨论大多数的商品或者哪怕是若干大批的商品或者是恒久而不是短期的时候那么这些简朴的假定就会失去作用；原来在伶仃的特殊情况下可以看成独立因素的工具现在便不能照样看待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人们就没有理由再用人为、利润和地租的水平作为具有决议性的常数因为它们不仅会影响商品的价值而且也受商品价值的影响。
由此可知一种价值理论的主要条件不仅要解决商品价值的问题也要解决分配的问题（也就是要决议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的价钱）其所以必须如此不仅因为后者是与政治经济学有关的实际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而且主要的部门也是因为缺少这一部门就不能决议那一部门的关系。换句话说无论分配和商品交流都不应当看作“伶仃的体系”。说得更归纳综合些如果只凭据某一特殊价值的意义来表现价值就不够恰当：这种决议性的自变量必须体现出某种数量的关系同时这个数量自己又不是价值才行。这就是李嘉图之所以摒弃单纯的“供应与需求”的解释也就是马克思之所以讽刺约翰·穆勒（John·Stuart Mill）的“生产成本”理论的理由：因为这些理论企图用某些数量去说明价值而这些数量只有在这一原则不能具有须要的普遍性的情况下才气看作是独立的；就约翰·穆勒来说他是用一定的人为水平和利润率来说明的但他没有就这两个因素引证出一个独立的、因果决议论的原理[1]。
也正因为这个理由李嘉图才那样急于指出马尔萨斯用劳动力的价值来代表商品价值的不妥[2] 马克思才那样不客套地把培利（Bailey）的相对论抛在一边[3]。
[3] 参阅本书第116—117页。──参看PDF对应页数。
录入者注。
[2] 李嘉图曾经写信给马尔萨斯：“你以为政治经济学是一种对财富的性质和起因的研究我以为还不如说是对某种纪律的研究这些纪律决议着在财富形成之中同时发生的各阶级之间的工业产物的分配”（《致马尔萨斯的书信集》第175页）。
在他的《原理》的序言中他写道：”决议调整这种分配的纪律呈政治经济学的主要问题。”
[1]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书社1961年版第36—38页。
另有一个条件因为大家太不注意所以应该明确地提出来。一种经济理论从它的内容性质和需要提出的说明方式来看必须具有数量上的形式这一点似乎是很明确的。既然这样那么在一个方程式组内的决议关系或种种关系应该是能用现实世界的数量实体来表现的。它们必须能化为可以详细明白和认识的实际维度。
这是最基础的一点；但那些纯粹从形式方面来建立原理的人通常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这纷歧定是说一种价值学说必须把商品的交流价值与某一单向维度或实体联系起来；虽然实际可能证明必须这样做不行。
但要提出任何充实的数量说明这些与价钱变数相关联的具有决议性的维度或实体自己必须是由某种方式联系起来的使这些实体能化为一个公项。例如倘使我们所设计的方程式是表现一种商品的价钱为u和v两个数量的某种函数我们就需要知道u和v自己是怎样的关系然后这个说明才具有切实的意义（例如说如果我们要知道商品a是即是5u和1v而商品b是即是1u和5v那么如果不进一步相识u和v的关系就不行能说明究竟是a大于b还是b大于a）。
这无非是说u和v必须实际上能用数字来表现才行。因此一种成本价值学说仅仅将价值体现为——举例来说——劳动和节欲的一个函数或在生产上所使用的人力数量和自然物数量的函数那是不够的除非这个学说能再包罗某些条件或数据足以作为成本的两个要素的公项。而为了这个目的用市场价值作为劳动和节欲某人力和自然的共通物也是不合理的因为这样做就会使这个问题中的已知数或决议性的数由尚待决议的未知数来决议。
同样如果一种原理把价值看成“欲望”和“阻碍”的函数就需要包罗这样的条件作为前提即处于平衡状态中的“欲望”和“阻碍”（主观地预计）的微分系数是相等的。这显然就是马克思在被人曲解得很厉害的《资本论》开始一章中所强调的用意他认为必须找出自己并不是一种价值而可以用来表现商品的交流价值的某种一致的数量；这显然也就是马克思给恩格斯一封信内里所说明的一点。
照他的意见《资本论》第一卷的主要孝敬就在于把劳动力与劳动区离开来[1] 前者是一种商品用它的价值来表现尔后者是人的运动的客观体现而且是能够用独立数量来表现的实体。这似乎可以说明为什么在经济学领域中两种对垒的主要价值理论都企图把它们的理论结构修建在价钱变数体系以外的而且不依赖于它们的一种数量上面：在一种理论内里是生产运动中的一个客观要素在另一种理论内里是消费和需求所依据的一种主观因素。
这种劳动理论的基础重要性就在于能用来决议劳动力自己的价值（在某种一定的条件之下）。照李嘉图和马克思的看法关键问题就是：劳动力价值与一般商品价值之间的差额是由什么决议的？例如说倘使人为上涨这个差额是否就会缩小还是商品价钱也会凭据同一速度上涨？利润——因此利润率——就是以这个差额为转移。如果这一点能确定那就不仅解决了分配的问题——也就是阶级收入的变更——而且也决议了约翰·穆勒的“生产成本”和马克思的“生产价钱”的基本要素。
这个关键性的“决议因素”古典政治经济学是从成本的关系上发现的。
它们纯粹从一个商品通常和其它商品所能交流的数目的相对意义上来下这个商品的交流价值的界说。可是这个交流比例体系的实际的解决是从下面的原理中找到的：即这些比例终归决议于生产这些商品所需的劳动量（在一定的社会和技术条件之下）。正是这种解释组成了著名的劳动价值学说。
在李嘉图以前这一原理还没有人用任何完整而明确的形式表述过。实在说这种表述往往是不清楚的甚至是迷糊的；亚当·斯密会经同时把价值用于指作生产中的劳动量和劳动价值[1]。
凭据李嘉图和马克思所使用的意义劳动的观点是一个客观的观点劳动是看作一定数量的人力消耗虽然这个观点厥后又酿成劳动中所包罗的精神的“牺牲”和心理的“痛苦”等等主观的名词。如果客观地这样来看的话这种决议性关系是一种技术关系而不是一种价值关系。在任何一定的技术情况之下它是一个特定的因素与劳动生产率的水平是同义语而与劳动力价值（也就是人为水平）无关。
而且它是可以用“较大”或“较小”等等名词来表现的一种关系。在“酬劳稳定”的条件之下它也可以不受需求的影响：用商品a和b来表现的劳动生产率不管是a的需求多而b的需求少还是b的需求多而a的需求少都不会受到影响。
[1] 例如价值“是即是他能 购置或 支配的劳动量”；而且“每一个工具的真正价钱——每一个工具对它的需求者索取的价格——就是 获得这个工具的劳苦和贫苦（《国富论》1826年英文版第34、35页）”。
李嘉图在评论这一点时指出亚当·斯密有时所说的“不是（属于）用在某一工具的生产上的的劳动数量而是它在市场上所能支配的数量：似乎它们是两个等式而且似乎如果一小我私家的劳动能有加倍的效率它就必须获得两倍于它以前所交流的数量（《原理》第六页）。在《李嘉图致马尔萨斯书信集》（鲍奈福英文版第233页）内里我们看到李嘉图是这样写的：”你说某件商品贵是因为它能支配大量的劳动我说只有在生产它的时候用了大量的劳动它才是贵的。”
这种价值比例和劳动比例等同的原理是以确定一个交流社会主要趋势的性质的条件为凭据的。
在一个以分工、竞争和物资流动为特征的交流社会中竞争就会保证劳动在各生产部门之间分配得使这些比例趋于相等。所以这个原理是以这个社会的某种平衡观点为基础的而且还以同工同酬的人为水平的观点为凭据虽然这个水平不是稳定的。可是这种说法要受到两个重要的限制。
第一就土地来说这只有在边际的生产情况下或者是在当吋所使用的自然条件最为倒霉的情况下所举行的那种生产才是正确的。在任何形式的成本学说之中这实在非如此不行。
第二它还包罗着一个重要的、简朴化的假定就是在差别生产部门内所使用的劳动与资本的比例都是相等的；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有机组成”的相等或厥后经济学家想把它称作“技术系数”的一致。这个假定意味着价值只是对详细交流价值一种抽象的近似值。许多人认为它应该这样乃是对这个理论的致命攻击；这就是鹿·巴维克（Bohm·Bawerk）对马克思的品评的重点。
但所有的抽象化都只能是对现实的近似法：这是它们的基础性质；而且仅仅说它是这样并不能算是对价值理论的批判。究竟这样的假定是否可以允许这是一个问题的类型——也就是问题的性质——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性质正是这个理论所企图解决的。
只有在这个批判能讲明这种暗含的假定使这个归纳综合不能包罗那些正是要用归纳综合来包罗的推论的时候这个品评才算有效。经常有人说李嘉图至少在他所着的《原理》的初版内里没有充实认识到他所暗含的假定的重要性。
在这方面就马克思来说甚至有人认为他并没有注意到那些有决议意义的限制于是又写《资本论》第三卷往返避他以前所没有注意到的难题；效果他就发生了一个取代的学说这个学说与约翰·穆勒的“生产成本”理论并没有什么区别[1]。可是这些臆断都是很轻率而且没有凭据的。如果认为李嘉图之所以在他的“原理”第一版内里对于这种有条件的假定只约略地提到一下不是因为他不重视它而是因为这对于其时手上所要举行的主要探讨的目的并不重要那这就要合理得多了。
现在很少有人能记得古典政治经济学所体贴的是我们称作经济社会的“宏观”问题而把像个体商品价钱变更的那一类“微观”问题只放在十分次要的职位。无论如何李嘉图并没有自以为他的原理足以决议后一类的问题。但比起别人来李嘉图是第一个首先体贴到分配问题——就是关于社会的三大收入地租、利润和人为的变更的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商品价值问题的[2]。所以他所体贴的并不是个体商品的价值而是若干商品的大类例如农产物和工业产物或者是关于商品与钱币两方面之间的问题。
关于这一类的问题他认为他的近似法是适当的而且可以为他所处置惩罚的问题的规模提供所要求的普遍性的水平。就马克思来说在他的《资本论》第一卷所包罗的问题的规模以内也是如此。
当他在《资本论》第三卷中用更进一步的近似法通过他的“生产价钱”理论来举行个体商品价钱的研究的时候他的理论与约翰·穆勒的生产成本理论是有本质上的差别的。马克思曾经品评后者因为它没有说明“生产成本”自己：它把生产成本解释为使用劳动而支付的人为再加上平均利润率而没有对决议利润率自己的原因提出任何说明[3]。在马克思的生产价钱理论里利润体现为他在第一卷所提出的、用第一近似法的纪律来决议的一个数量；这种利润是由劳动力价值与制品价值之间的剩余或差额来决议的。在具有决议性的这方面第二近似法由第一近似法来决议这在本质上并没有矛盾（正如同在物理学上关于抛射体纪律的逐步求近法一样）[4]。
这种“微观”问题的解决要由“宏观”问题的解决来决议因为微观现象是受宏观纪律制约的（加以适当的修正）。我们不能仅仅因为要解释飞机和飞船能升入高空的理由而需要对引力理论加以相当大的修正就认为这个理论是不合理而且是无用的。
前面已经说过现在有一种日益盛行的看法主张扬弃效用观点认为它是一种空虚的或多余的工具。
“满足”或其它一类的、更深的心理状态都被投到心理学或伦理学的领域去而只把欲望、实验的、偏好曲线表和行为反映等比力不属于情感的工具作为基础质料。价钱是某些需求价钱曲线表也就是由实验视察所获得的、某些市场开价的配合效果；而且经济学作为一种“交流经济学”的科学是具有绝对的、超道德的纯洁性和科学的客观性的。
但这种回避是不是正当的回避方式呢？这是不是切合价值学说的条件的一种回避呢？固然在纯粹形式的水平上是可以使这种方程式充实完善的：那些须要的“常数”是能够明确地称为“常数”的；而且也可以获得这个问题的逻辑结论。可是究竟这些方程式如果用详细的工具来解释的话是否真能一致地包罗它们所需要做出的推论那又是另一个问题。我们究竟另有什么不由价值运动来决议的数量可以作为我们公式的基础呢？如果需求不是效用的函数它究竟凭什么决议的呢？凭实验视察所得的偏好曲线表吧但这又有一种可疑的形迹它似乎是同样的实体只是换了一个名称而已！这些偏好曲线表并不是一定凭据任何本能或任何基本的理性。我们有什么理由可以保证它们是市场价钱的缔造者而不是它的缔造物呢？阻挡单纯用“供求”来解释的理由这里是不是也有许多可以适用的地方呢？这和企图组成一个“引力常数”却没有质量的观点而要用某些实体像某一物体的“吸引的倾向”[1] 来取代不是有一种恐怖的类似之处吗？如果这个品评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只剩下一个形式的技术可以用来探讨某些界说的寄义并为某些类型的价值关系提供一种叙述的说明和分类；这在对某些特殊问题作伶仃的、划分的处置惩罚的时候是能够假定出某些现实趋势和现实预测的。
但关于经济社会的“宏观”现象它就没有能力做出判断。一种经济的纪律并不只是一个条件语句说如果一种情况可以确定为某种意义那么它就一定会有某种属性。
这只是一种同义语的重复而已。正如凯南（Cannon）在讨论“酬劳递减纪律”的时候所说的[2] 一种经济纪律或趋势必须说明正在发生的事物的某些实际生长途径的概然性。
而一种价值纪律正是为了有可能做出这样的说明所以才必须满足所提出的条件。否则不问它的形式如何优美也没有资格用这个名词。
序 言
[5] 斯维齐（P·M·Sweezy）在《经济论坛》杂志1935年春季号上揭晓的文章。
[1] 某量的函数意思是指随着某量而变更的一个变量。
——译者
[1] 把“实际成本”主观地看作某些心理的工具因而也就是所谓“节欲”的问题那是另一回事将在后面另外讨论。
[2] 凯南：《生产与分配学说》第168页和以后各页。
有一些人看待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态度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表现：研究一百年前经济学家的属于基天性质的错误是毫无益处的。像这样一种极端的态度可能还不多。可是在学术界内里一般盛行着一种类似的——如果不是那么轻率的——看法认为古典经济学家虽然富有才气可是在技巧方面还是处在没有成熟的“原始阶段”我们今世高明的、思想庞大的哲学家从这里是得不到几多利益的。
听说古典政治经济学虽然正确地提出了许多问题对真理也做出了某些辉煌的推测但它的分析技术并不能提供逻辑上的圆满谜底而且某些基础的杂乱不仅故障了重要问题的解决也故障了思想的准确性。李嘉图的天才由于拘泥于粗拙而狭隘的劳动价值论和“不相识微分学的精练语言”而受到限制。
关于马克思不是有人说过他只是粗读了一些李嘉图的作品而未能加以正确的明白便如获至宝似地加以引申于是基于值得歌颂的可是偏颇的“对受苦者的同情心”而接纳了不足为据的那种态度吗？现代的价值论主要是十九世纪最后几十年的产物它把今天的经济学和一世纪以前的经济学划离开来正如同牛顿的原理把牛顿以前的物理学和他的继续者的著述划离开一样。李嘉图和亚当·斯密也许是经济科学方面的毕达哥拉斯和亚里士多德但也仅止于此而已。
这种信念已经酿成经济思想的这样不行支解的组成部门因此对于这方面如果有什么差别的意见纵然不被认为浅薄无知也难逃顽强偏见之嫌可是这种态度在科学判断上是不应有的。
[4] 密尔达尔《经济学说中的政治因素》1932年德文版第3、4章。
所以究竟人的劳动是否就是具有唯一意义的成本这是一个实际的问题要用判断力而不是用逻辑去决议。事实上人类运动自己是剖析为体现在工具和器具内里的劳动以及从事使用这些器具来举行直接和当前商品生产的劳动。
可是虽然这些器具的制造及以后的维护和修理代表着这种决议意义的成本可是在这些器具的单纯的使用上（与消耗差别）或在 使用时间的单纯的延迟上却没有和这种情况类似的成本[1]。庞·巴维克曾经这样说过（在他品评利息的使用学说的时候）：“正是把可用的精神转移到事情上去人们才气获得货物的‘使用’；除了‘使身世体的气力’或精神以外‘使用’就没有其他的意义；而且除了货物的自然的物质劳务以外岂论在现实世界上或在逻辑的思想界都没有任何'货物的使用'的余地。”[2] 因此建设在这种经济运动的简朴而基础的特征性上的劳动原理不仅提供了一个形式的观点：它还给经济问题的性质作了一个重要的质的说明（一种质的说明往往与理论的说明相混）同时将其中的寄义传给它的推论。
实在说效用学说也是这样虽然它所作的质的说明是属于完全另外一种性质的它与生产关系无关而与商品对消费者的心理关系有关。当它把价值表现为效用的某种函数的时候它是在说明它所确定为一种特殊平衡的那种平衡的特征的这种平衡以某种方式与效用的“最大限度”保持着比例关系（这种说明有它的独立的意义与任何道德和伦理的假定完全差别）。
劳动学说所包罗的说明认为交流价值与人的精神的使用和消耗有着某种联系因此就发生了一个名词这个名词使总产物与纯产物的区别以及剩余价值具有某种意义而且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尺度来区别一种收入和另外一种收入的差别。这样就可以在这些名词之中把代表转移等价物的交流关系与不代表这种转移的交流关系区别开来：例如说劳动力的出卖就代表所得与人在生产上所消耗的精神的交流而与这种交流对比的是出卖使用稀少资财的产业权利并不代表等价物的转移因此这种出卖的所得在基础意义上决不像维持生活的所得对于劳动那样“须要”也不像赔偿一架机械操作（在物质的意义上）所泯灭的价格那样“须要”。
而且如果有这样基础的区别存在那么这种区别在决议各个收入阶级的行为以及经济变更对于这些阶级的反映方面固然具有极端的重要性。没有这样一些价值观点这一类的基础区别在经济理论上就不行能有它们的职位。可是在另外一种价值原理内里就没有这些区别；而且（后面可以看到）在现代的主观价值学说内里这种和成底细对立的剩余观点失去了任何重要的意义而差别阶级收入之间的任何基础区别也就没有一定的尺度了。
就土地和资原来说要拿它们作基础显然是有严重而实际的阻挡理由的：这样做的难题可能凌驾在攻击劳动价值学说方面所遭到的任何难题。古典政治经济学已经集中注意在土地性质的纷歧致上面而且用土地的质的差异和它的稀少性作为古典地租学说的基础。耕地比劳动的工时更纷歧致。
就资原来说那就更有严重的阻挡理由因为它自己也是一种价值要由其它种种价值来决议特别是要由它所能赚得的利润来决议。那么怎么能用这样一个数作为利润的决议性的说明基础呢？另一方面如果不把这个名词看作代表一种价值而看作资本价值所代表的详细工具像机械和修建物等等那么在这种场所之下它们只能具有作为“积贮劳动”的那种数量意义。至于把这些要素联合起来组成一个综合成本原理那就发生另外一个阻挡理由就是不行能找到一个公项可以把这些性质差别的数量联系起来；而且这样一种原理也会由于它是本质的二元论而归于无效。
例如说纵然假定耕地优劣是一律的可是我们怎么能把工时、耕地同各资本单元联系在一起呢？
摩·赫·多布
[1] 《科学与现代世界》第58—59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英文版第527页。
所以价值理论是否完备的问题是指这一套说明如果能决议整个体系的平衡或运动的话它必须具备哪些条件。对于这个问题的纯粹形式上的谜底是大家都很熟悉的。这套说明必须具有一种方程式组的形式（或者可以用这种形式来表现）在这个组之内各个方程式或各个已知条件的数目与这个组内尚待决议的未知变数的数目必须相等——既不多也不少。可是这只是纯粹形式上的要求。
要包罗对于现实世界的预测这种理论不仅必须具有形式也必须具有内容不仅细致也需要有“现实性”。而当这些条件用详细的工具来表现的时候越需要详细的工具越是不为人所熟悉或者说越常为人所忽略。
[1] 例如庞·巴维克在讨论资本的“剩余价值”的理由的时候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为什么竞争对于资本家份额的压力总不能强到一种水平来压低这个份额的价值使它即是资本自己的价值呢？……如果会有这样的事那么剩余牌值和利息都市归于消灭”（《资本与利息》第171页）。
看作有点属于小我私家的和主观性质的效用就是这种新学说使价值所寄托的数量。价值是用消费边际上效用增量的函数来表现的而不是用看成一个整体来看的效用的函数来表现的。这就是把商品和小我私家的感受之间所存在的主观关系作为这个方程组的决议性的自变量来取代生产所依据的客观的成本关系。就像庇古（Pigou）教授所说的这些“经济的常数”是看作“由人的意识来决议的”工具[1]。
用这种方法听说就可以到达比古典政治经济学所到达的更为广泛的归纳综合性。不管生产各要素的技术联合怎样都可以应用这种常数；因此也不受关于“资本有机组成”种种假定的限制。
凭据这个理由它就足以同时完全决议经济社会的“宏观”和“微观”的两种形态。许多人还认为人类意识的基本本能既然没有改变那么这个原理也可以对任何类型的社会适用。照魏克赛尔（Wicksell）的说法这对于作理论研究的经济学家来说好像获得了一个意外的发现。同时它也包罗着对于它自己的某些限制性的假定与围绕着古典经济原理的限制性的假定在性质和意义上完全差别。
尤其是人类意识状态既然只能用价值项目——通常是用钱币——来表现就必须把差别的小我私家的差别的收入职位加以抽象化。而且要把消费者从他作为生产者的那种性质分散出来加以抽象化同时反过来也要如此。价值问题不得不看作似乎不必去思量收入分配对于需求的影响就能获得解决似的否则一种需求曲线表就不能完全看成效用的函数而且不受商品和生产要素的价值的影响。
这就使得某些作者认为这种原理能完全适用在收入平等的社会换句话说只能适用在已经没有分配问题的社会。而且它还使得魏克赛尔把“自然价值”确定为共产主义社会所要实现的交流比例。另有一点它既然把小我私家的自觉意识作为基础它就不仅把他作为消费者的属性同他作为生产者和收入者的属性隔脱离来而且也把社会对于小我私家性格的种种影响加以抽离——也就是把小我私家所到场的社会和他所结成的种种经济关系对于他的欲望和厌恶、他的快乐和痛苦所发生的种种反映加以抽离。这种抽象化的意义以后还要更充实地讨论；但这样一种原理的推论显然很难制止小我私家主义的偏见因为在它的种种假定之中包罗着从小我私家主义看法所形貌的一种社会。
究竟这样一种形貌是否合理这不是一个形式或逻辑的问题而是一个事实的问题。
[1] 《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3卷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465页第4卷第七页。
这样一种意义的效用是否能真正看成一个数量已往对这个问题曾经有一些争论。我们没有到场这个问题的争论的须要因为它对当前的问题似乎没有什么重要性。这内里的真理很可能是这样：效用虽然是一种心理的事实却可以明确地解释为康德（Kant）所说的那种“内含量”使它能用“较大或较小”的意义来表现[1]。
究竟照这样一种界说它是否就是存在着的一些工具这是另一回事。可是就现在来说它是否有作为实体而存在的问题不需要我们体贴。纵然存在的话它也只有通过小我私家在市场上的行为客观地体现为详细的买或卖的行动的时候才气具有经济的意义。
在这种购置行为背后的其时的心田运动有时称作“欲望”（心理学的行为学派可能会称之为行为反映）以别于用满足或效用来代表的那种更基本的自觉意识。在这一方面主观价值学说恒久以来一直呆在一个异常懦弱的山形墙上：它懦弱得使马夏尔（Marshall）只好把它藏在一个注脚下面。
它简直是一直呆在那样的地方；令人惊异的是似乎始终没有什么人注意到这件事情。它的前提就是把“欲望”和“满足”看作等同的工具。
正如同马夏尔所说的：”我们依靠经济学所提供应我们的权衡行动的念头或动力的尺度；只管这种尺度有许多缺点我们也要使它为我们服务不光权衡促成行动的欲望而且也权衡由欲望而导致的满足。”[2] 庇古教授针为这两个工具的等同做辩护认为这是充实的近似法而且适用于“大多数的商品尤其是普遍消费的工具像食物和服装方面所需要的物品”[3]。没有这样一个简朴的假定就没有理由可以把需求表现为效用的函数；因此也没有理由可以把价值现象同这样一个数量联系起来。下一章所作的品评的一部门是：纵然在近似法较低的水平上我们究竟能把它们看作有几多联系？
[2] 《原理》第92、93页。
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
[3] 《福利经济学》英文第1版第25页。
在这次修订版中为了阐明关于马克思的危机理论的某些方面我曾经就第四章后半部作了一些重要的修改这在前一版内里我是有所忽略的；另有第六章的最后十几页也作了一些修改为的是切合比力成熟的思想的要求。其它地方虽然明知另有错误和缺点但我的修改也只限于一些很不重要的地方。
[1] 凯恩斯常用“倾向”（propensity）一词。此处作者用“吸引的倾向”（attractional propensity）这个自拟的物理名词来讽刺凯恩斯的谬妄。
——译者
摩·赫·多布
我们曾经提到这里很是重要的一点就是任何类型的需求学说不管它的凭据富足不富足要作为解释经济事物的基础似乎总不及成本原理来得好。这就是说具有用成原来解释才气使剩余观点具有一种意义；如果没有它（或与它类似的工具）那么各阶级收入之间似乎就不能有划分的尺度。这内里的理由就是成本原理主要是关于生产运动性质的一些说明也就是关于生产运动方面的人与人之问的关系；而需求学说是关于消费和交流——也就是作为消费者的人与生产出来的商品的关系——的一般性的说明。任何一种包罗剩余观点类型的问题就是关于一定的所得与生产运动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因此事实上就含有成本的观点；成本和剩余在这里体现为相关的名词。
一种纯粹用需求来解释价值的学说只能凭据最后所获得的价值来确定一小我私家或一个阶级在生产上的“孝敬”：它不能凭据发生孝敬的运动或历程来确定这种孝敬因为它没有包罗这一类的任何生产关系的说明。这样通常到场生产而获得一种价钱的也就是说通常泛起在市场上的任何生产要素事实上一定已经作出了孝敬这和消费者对于他的劳务所直接间接支付的价值是同义语。
不仅纺织工人的劳动织机所用的羊毛机械的损耗就是稀少资财[1] 的贷放都代表着对于生产历程所孝敬的价值。甚至像“字号”时间和风险这些工具也都可以代表价值的孝敬；因为所有后者都包罗在对于生产极其重要而又稀少的一切条件内里。如果-种工具获得一个价钱它在事实上就提供了一种服务；所有孝敬出来的种种价值的总数（至于竞争的情况下）必须即是最后所获得的价值；而关于“剩余价值”的全部探讨也就酿成没有意义了。
第一章 价值论的条件
生活·念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4月出书；译者：松园、高行
[3] 因为精神要用食物来增补而食物的制造则有赖于人的运动。——译者
1937年7月于剑桥
本书固然主要是为那些对经济文献和经济评论已经有一些相识的人写的。
同时在论题许可的规模以内也尽力制止专业经济学家的那种偏重于技术性的叙述使讨论内容能为更广泛的人士所接受也就是为那些对今日世界中经济思想与实践密切关系具有敏感但没有时间去阅读只有抽象说明而无实际意义的工具的人所接受。如果说这里所写的有些地方只是表现小我私家一时的想法而不是成熟的思想那么这种思想至少不是匆匆之间而是经由几年的历程形成的。
在这个探索的历程之中我曾经获得丹尼斯·罗勃生（Dennis Robertson）先生和佩埃洛·斯拉法（Piero·Srafffa）先生的资助他们阅读了这些论文的一部门并获得乌·依·阿姆斯特朗（W·E·Armstrong）先生埃里奇·罗尔（Erich Roll）教授和狄金生（H·D·Dickinson）先生的资助他们在这些论文写作历程的各阶段阅读了全部或大部门幸经他们的品评才消除了一些含混的地方否则这些地方恐怕还会继续保留下去。克莱门斯·达特（Clemens·Dutt）先生阿·华特逊（A·G·D·Watson）先生和乔治·巴纳德（George Barnard）先生也曾经就其中个体的几点给我提供名贵的意见和指正。
可是关于书中仍然存在的错误或所表现的任何意见他们都不应负任何责任。
泉源：[英]多布：《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松园、高行译生活·念书·新 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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